深夜便利店里的”神秘交易”
凌晨两点，北京朝阳区一家24小时便利店的玻璃门上贴着醒目的”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”标识。记者蹲守发现，每隔半小时就有穿着校服的学生模样的年轻人进出，出来时手里都捏着未拆封的香烟。令人诧异的是，收银台旁的烟草专卖许可证在监控死角处泛着冷光。
“现在买烟比买酒容易多了。”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便利店店员告诉记者，”我们用暗号交易，学生说’要包口香糖’，我们就知道是要什么牌子。”这番对话揭开了正规烟草销售体系下的隐秘角落。
许可证背后的”数字游戏”
根据国家烟草专卖局最新数据，2022年全国持有有效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商户达560万家。但记者调查发现，这些”正规军”中暗藏着惊人的违规操作。
在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，记者以加盟商身份暗访时，某品牌连锁便利店区域经理直言不讳：”许可证是真的，但我们可以帮你’操作’自动售烟机。每台机器每月多赚2万，分成比例好商量。”他边说边展示手机里不同门店的实时销售数据，其中多家店铺的夜间销量异常激增。
更令人震惊的是，某些电商平台上的”烟具专卖店”实际在进行着变相售烟。记者在某平台搜索”烟盒”后，算法立即推荐了标注”空盒收藏”的商品，评论区却充斥着”口感纯正”“和店里一样”等暗示性评价。这些店铺均公示了烟草专卖许可证，但商品描述却与许可范围明显不符。
未成年人保护的”马奇诺防线”
“我儿子的第一包烟是在学校对面书店买的。”北京海淀区一位家长向记者展示了一段拍摄于2023年9月的视频，画面中穿着校服的孩子用现金在柜台直接购买香烟，店员没有任何询问。这家书店的烟草专卖许可证就挂在收银台正上方。
中国控烟协会最新调查显示，尝试吸烟的青少年中，62.3%表示首次购烟未遇任何阻碍。尽管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明确规定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，但多数商户的”年龄验证”仅停留在口头询问。记者在十座城市实测发现，只有3家连锁便利店严格执行了身份证查验制度。
更隐蔽的是新兴的”代购”模式。在某青少年聚集的视频平台，记者发现多个以”测评”“开箱”为幌子的账号，实际提供香烟代购服务。这些账号通常使用”奶茶代号”交流，如”波霸”代表某个畅销品牌，”三分糖”指代具体型号。
走私烟的”合法化”魔术
在广东某港口城市，记者追踪到一个令人瞠目的产业链：走私香烟通过”洗白”程序变身正规产品。知情人士透露：”走私烟入境后，会分批进入有许可证的仓库，与正规渠道产品混装销售。最终流向市场的’正规烟’中，可能三成都是走私货。”
这种操作之所以能长期存在，源于烟草专卖体系的价格双轨制。以某畅销品牌为例，正规渠道批发价每条230元，走私成本不足150元，巨大的利差催生出完整的”洗白”产业链。记者获得的一份内部账本显示，某商贸公司每月”处理”的走私烟达2000件，年利润超过3000万元。
健康警示下的”叛逆营销”
尽管法律规定香烟包装必须印制健康警示图文，但记者发现市场上流通着大量”创意保护套”。在河北白沟箱包市场，专营”香烟装饰套”的商户展示着上百种款式：”年轻人最喜欢这种，能把警示语完全遮住，还有明星同款。”
更值得关注的是某些烟草品牌在社交媒体上的隐性营销。某短视频平台上的”减压神器”话题下，大量视频巧妙展示香烟特写；电子烟品牌则通过”口味测评”“烟雾技巧”等内容规避监管。这些账号的运营者向记者坦言：”我们不做直接销售，只为线下经销商引流。”
农村市场的”监管盲区”
在河南某县城的集市日，记者目睹了令人忧心的场景：多个露天摊位公开售卖散装烟丝，购买者中不乏白发老人和青少年。这些摊主均无法出示专卖许可证，却声称”年年都交管理费”。当地市场监管人员对此的解释是：”集市交易流动性大，取证困难。”
更严峻的问题是自制烟卷的泛滥。在云南边境某村落，记者发现几乎每家小卖部都在销售手工卷制的”土烟”，价格仅为正规香烟的三分之一。这些产品既无质量检测，又逃避了税收监管，却因价格优势占据着广大农村市场。
“戒烟门诊”旁的荒诞剧
讽刺的是，在北京某三甲医院戒烟门诊外，记者发现了三个正在吞云吐雾的等候者。其中一位坦言：”来看病顺便买烟，医院的烟草专柜比外面便宜。”这家医院的小卖部确实持有正规烟草专卖许可证，且销量惊人。
这种现象折射出控烟体系的深层矛盾。一方面医疗机构大力宣传戒烟，另一方面又通过正规渠道销售烟草。某省级医院后勤负责人透露：”烟草销售是医院小卖部重要收入来源，每年贡献数百万利润。”